看不见的手改变中国

    

　　下面为大家分析什么改变中国？

　　凡事一旦开了口子，就不是发起人的主观意志所能控制的了。我们看到的很多改革结果，不见得一开始就有一个明确的意图。改革本身也是有一只“手”在指挥。

　　中国改革如何一路走来？经济成功的秘密是什么？当下全球经济低迷，中国改革如何突破？著名经济学家、北大经济学教授张维迎推出新著《什么改变中国：中国改革的全景和路径》一书，回顾来时路，阐述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改革以及如何改革，并提出了对未来改革方向的预判。

　　7日，本报记者赶赴北京，与张维迎教授面对面，围绕在书中提出但未及展开的部分话题、当下社会关注的焦点热点等问题，进行了深入讨论。

　　发挥人的创造性

　　在社会转型时代，改革如果要高效推进，开明政治家是成本最低、效果最优的选择。

　　关于“再出发”

　　读+：有学者提出，推动改革有时候需要领导者力排众议，大手笔推进。你认为当下若要进一步推进改革，动力从何而来？

　　张维迎：改革的动力可以是社会的合力。其中一股重要的力量来自领导者，他们的领导力，在一定社会阶段具有决定性的作用。美国宪政制度的建立，主要就是靠华盛顿、亚当斯、杰斐逊等开国元勋，即为美国带来了数百年的稳定的基石。

　　在社会转型时代，改革如果要高效推进，开明政治家是成本最低、效果最优的选择。一旦我们建成了法治，社会按部就班了，个人作用相对来说就不是很重要了。我们不能因为害怕强人可能有这毛病那毛病，就意图完全撇开他们。

　　当然，强人政治、能人政治、贤人政治，都带有偶然性，可遇不可求。机会不好，强人就可能是双刃剑，很可能把国家的发展带向相反的方向，造成灾难。

　　而底层老百姓的观念对精英、对政府具有强大的影响力。各方力量的博弈要达到一个良性互动的局面，不要零和博弈。

　　读+：在你看来，进一步推进改革的核心是什么？

　　张维迎：核心是建立有限政府，建设法治社会。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以为政府权力越大越好，政府强大了，人民特有面子。我们可以看看英国的历史。英国通过革命，将王权限制在了议会之下，法律之下。在此前的王权专制时代，国王借债，总是借不到，打仗不行，国力和国防都很弱，人民并没有面子。革命之后，英国政府借债能力大大提高，国防力量增强，打了不少胜仗，本国的商队也能得到保护。是什么促成了改变？原来你国王耍赖，在人民头上胡作非为，我不敢借钱给你。现在你要耍赖，议会要制约你，我借钱给你比较放心。英国后来国力大增，在很多战争中取胜，而打赢战争是需要财政支持的。

　　可见，权力受到限制，政府受到约束，不等于国力会打折扣。纵观全世界，什么性质的政府最强大？法治国家的政府最强大，有限政府最强大。反倒是那些权力不受约束的政府并不强大，在国际谈判中往往处于劣势。所以，下一步改革，首先要把政府行为放在法律之下运行，建设有限责任政府。

　　老百姓和政府之间各自都是有选择权的，都是参与博弈的力量。只有老百姓的行为与政府的行为形成良性互动了，才有可能实现法治社会了。

　　读+：你说中国改革有时“假戏真唱”，有时“真戏假唱”？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和盘端出改革方案呢？

　　张维迎：真戏假唱或假戏真唱，包涵着一种改革的策略、智慧。历史上很多改革，如果一开始就和盘端出所有的方案，很多人可能就不愿意往前走了。所以小平才要摸着石头过河，不告诉我们究竟要去哪。

　　改革到了今天，出现一些好的结果，也有一些坏的结果，小平当年也不可能完全预料到。比如土地包产到户，当时大家认为一年一包，提高产量解决温饱就成，土地还是集体所有。但是一年一包的做法使得农民不会对土地作长期投入，比如施肥、兴修水利等。后来就接着改，一包就是5年，10年，30年。

　　凡事一旦开了口子，就不是发起人的主观意志所能控制的了。我们看到的很多改革结果，不见得一开始就有一个明确的意图。我在十多年前就提出，改革本身也是有一只“看不见的手”在指挥。好多东西都是“有意识设计的非意识后果”。计划之所以不行，正在于人的无知，不可能预计所有事情的后果。人的本性需要自由，安全感。而只有解除束缚，人们才能发挥各自的创造性，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。

　　竞争解放生产力

　　放权让利，权力逐步分解，由中央下放到地方，地方下放到企业，这是我国改革开放早期和中期一直坚持的路数。

　　关于地方

　　读+：你很早就提出，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，地方政府竞争发挥了巨大作用，能否具体阐释一下？

　　张维迎：多个计划经济比一个计划经济要好，计划经济与计划经济之间竞争的结果就是计划经济逐一破产，一个个垮台，市场最终出来收拾残局。放权让利，权力逐步分解，由中央下放到地方，地方下放到企业，这是我国改革开放早期和中期一直坚持的路数。

　　地方政府竞争就跟国家间的竞争一样，具有推动社会经济变革、解放生产力的重大作用。但是社会如果总要依靠权力来维护竞争的局面，那么竞争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后停滞不前。

　　读+：张五常等学者曾提出，偶然形成的地方政府竞争模式是“五千年最好”的制度安排。有些学者担心这个过程会被变革打断，你怎么看？

　　张维迎：现在很多人担心地方政府竞争的进程被打断，也有道理。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，地方自治非常重要。要实行法治，这是绕不过的话题。我希望决策层能够通盘考虑这些问题。

　　作为个人，我们不要凡事都呼吁政府干预，动辄呼喊“怎么政府也不管管！”这是缺乏自立和独立精神的表现。普通人要养成没有政府自己也能协作办事的能力和习惯。

　　以慈善为例，这本身是一个民间的事物，但是在我国基本是政府在做。政府做慈善就不会有真正的慈善，老百姓的责任和爱心都会大打折扣。有人在性格上喜欢大政府，有人则喜欢小政府。美国有调查显示，喜欢大政府的人在社会公益方面往往还不如喜欢小政府、信奉市场的人热心、积极。相信市场的人都相信个人的力量。而喜欢大政府的人，则把献爱心看成是政府的事。

　　读+：前不久你出席某论坛时曾表示，在全球化的今天，区位优势已越来越不重要，而制度优势才是经济长远发展的不二法门，你希望地方政府致力于制度创新。以目前来看，地方政府进行制度创新的腾挪空间有多大？该从哪里着手？

　　张维迎：地方政府实施制度创新的空间说大也大，说小也小。目前地方的束缚主要来自一些精神性的束缚，得过且过，宁可不干事、少犯错。

　　这样说，不等于说地方政府不能有所作为。比如广东，这么多年一直在试。上世纪80年代很有意思，广东的开放，深圳的开放，其实是中央和地方互动的结果。中央内部意见不是很统一，但是广东的地方大员们，包括习仲勋、任仲夷，认准了就干。有人跑到中央告状，中央把大员叫来批评一通，勒令做检查。他们回去之后闷不做声，不告诉下属做了检查，因为一旦告诉，他们会泄气。当然，地方大员之所以敢那样做，还是因为中央有小平等人支持他们。

　　所以，各级领导人的观念在未来改革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。路怎么走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勇气。其实在制度创新上努力，个人声名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，这种超越物质利益的观念收益，未尝不是一种利益。一个人要么改变别人的理念，要么被别人改变理念。一个伟大的领导者，他的观念和行为会让更多人受益。

　　政府面对市场风云变幻，最好还是以不变应万变。

　　要让企业家对政策有安全感

　　关于经济刺激

　　读+：当年4万亿刺激计划出台前，你就公开表示过反对。面对如今的经济困难，政府和企业该怎么做？

　　张维迎：如今的局面跟当年的刺激有密切关系。一个人本来是聋了，结果给治哑了，现在又开始研究新的治疗方案；这方案可能把那人治瞎。所以，我认为政府面对市场风云变幻，最好还是以不变应万变。我知道自己的影响有限，也算是立此存照吧。

　　作为企业，他们必须做好应有的准备。有的企业自身存在问题，可能活不下去。不要寄希望宏观调控来拯救自己。政府的资源不是无限的，他没办法的时候只有印钞票，而印钞票无异于饮鸩止渴，全民财富大挪移和大缩水。企业也不要寄希望于客户。客户没有良心，他要你天天讨好他，提供最好的服务和质优价廉的产品。企业必须苦练内功。

　　读+：改革有无可能被形势倒逼着进行下去？

　　张维迎：形势倒逼改革，是我们这30年一个主要的基调。日子混不下去了，非得改不可。我之所以对改革前景不是特别悲观，原因就在这里。一个国有企业，假如现金流很好，账面好看，它不可能有心思改革。这个时候要想理念战胜利益是很难的。突然有一天，全行业亏损了，怎么办？最近又有会议出台鼓励民营企业的措施，那还不是国有企业指望不上了，回过头又想到了民营企业。

　　所以当务之急是政策变化不要太频繁，要致力于重新提振企业家的信心，提升他们对未来的预期，对政策的安全感。预期和安全感的重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。改革最重要的是一种精神，而不是什么文字、文件。上世纪80年代，很多改革哪有文件指导？就是脚踏实地地干。大家对改革都有紧迫感，就看谁先捅破那层窗户纸。

　　读+： 2004年前后的“郎顾之争”深刻影响了此后几年政府的诸多决策，引发了“国进民退”，不少改革从此停步不前。当时那样一种社会心态，有没有可能与民意无关，而是被激发和操弄的？

　　张维迎：当然与民意有关。民间很复杂，对于改革有高兴的，有不高兴的，的确没有多少共识。那个时候互联网已经兴起，个人博客什么都有了，加上媒体喜欢凑热闹，舆论飞快就沸腾了。当然，媒体的这个特性也无可非议。不能责怪媒体。媒体对理念的塑造非常非常重要。

　　一个内心强大、有着自己坚定信念的领导人，可能不太容易被社会舆论影响，不容易发生动摇。但是如果自己本身没有理念作支撑，那就只好被舆论牵着走了。

　　相信时间的力量

　　法治是人心的内在需求，尤其是有产者赖以心安的基础。

　　关于中产

　　读+：你为何认为法治国家要建立在一个稳固的中产阶层基础上？

　　张维迎：正常的发财致富者，必然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取得财富。这样的个人和阶层必然有着更强大的责任心，对规则和法制的渴望非常强烈，他们所做的决策也更符合社会普遍需求。即使那些通过不正当不公平规则致富的人，不是依靠市场竞争取得成功的人，最终也会产生对法律和规则的需求，因为他的财产需要保护，子女对财产的继承需要切实的保障。哪怕他就是一个小偷，他在偷盗之际无视法律，但是一旦得手了，就会希望自己的财富不要再被人随便偷走。所以，法治是人心的内在需求，尤其是有产者赖以心安的基础。

　　健康的发财致富者越多，社会越良性。市场社会的流动性很强，极少出现依靠继承财富而致富的贵族。通过市场竞争而致富的社会不会出现两极分化。只有那些特权遍地的社会才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。

　　读+：你对我国中产阶层的发育和现状有着怎样的观察？

　　张维迎：中国究竟有一支多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？不好估计。由于我们的环境，很多人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价。但是你可以通过那些富豪榜进行观察，还有就是这么高的房价，都是真金白银买出来的。还有奢侈品市场，他们的客户如今大多来自中国。

　　读+：你很强调观念传播的作用。有一个困境，那就是你真正想说的话不能直接说出口，而一些错误的观念却可以凭借“正确”大喊。对于这种观念传播上的“不平等”，你有没有具体感受？

　　张维迎：在我国的观念竞争中，有一些观念天然就要冒风险，有一些天然不用冒风险。观念的变革是我们这场影响深远的变革的一部分。很多所谓的新左派知识分子是不真诚的，带有投机成分，他们并不真心相信自己的观念。

　　对于观念竞争的终极结果，我本人相信时间的力量，相信好的观念会深入人心。我对改革抱持谨慎乐观的态度。所谓谨慎乐观，就是从长远看，我是持完全乐观态度的。

　　慧聪书院位于现代化的中关村大街旁，紧邻新中关购物中心，是一幢低矮的四合院。天井中种有松柏，树枝上挂着鸟笼，鸟鸣瞅瞅。7日下午3时，张维迎身着浅蓝色T恤，应约准时出现在天井之中。

　　1959年生于陕西吴堡县一个普通农家的张维迎，父母并不识字。他25岁获得西北大学经济系硕士学位，同年即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，直接参与了对中国经济改革政策的研究。1990年9月，他入牛津大学读书，1994年获博士学位。1994年8月回国任教北京大学，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，目前为北大经济学教授。

　　作为著名经济学家，他在知识分子、政府和社会大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。

　　他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；他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企业改革的理论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、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。

　　他针对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发表的看法，经常成为媒体和社会关注的焦点。

　　2006年3月，他发表《理性思考中国改革》的长文，将有关改革的争论推向一个高潮。

　　去年7月，他出版了《市场的逻辑》一书。今年7月，他再推新书《什么改变中国：中国改革的全景和路径》。

　　张维迎善于用通俗简单的语言表达复杂的经济学道理，其著名言论有：

　　“政府审批公司上市，就好比新人去政府部门领证，长得不好看的，政府不让结婚，不给办证”。

　　“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，不用也会自然消失，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”。

　　类似的生动言论还有很多。面对中国改革千头万绪的难题，他喜欢从最实际、最可能达到效果的角度切入，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措施。但是由于他的过分务实，很多观念超出了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理解力和接受力，比如他提出：与其任由“三公”等腐败行为任意侵蚀财政，不如从财政预算中拿出一块补贴官员，用度超出部分由他们自理，有盈余则让他们落袋为安。他的“金钱赎买权力”论，被认为可以有效控制财政无限度支出，但却不能被大众接受。

　　他对凯恩斯主义的高度警惕，对经济刺激计划的一再公开反对，让他在政府一方有时候也觉得难以接受。

　　7日，面对本报记者侃侃而谈时，他始终面带微笑，但其间也自嘲了两次：“我知道说了也没用，就当是立此存照吧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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