股市如何把握大局

　　股市如何把握大局？

　　相对股市来说，同样的客观存在，在不同人眼里，因方法、角度、立场、信仰、知识结构、经验等不同，得出的判断也会大相径庭。比如，当成交极度低迷时，趋势投资者会认为没有机会，因为成交量是股市的元气。价值投资者会认为是买进股票的最好时机。因为他们视成交量为水，量越大，股价的水分越多；在成交量极度低迷时买进，等于是买干货。

　　即使从同一视角出发，相同的客观存在也会让我们得出截然不同的判断。还是以成交量来说，当大盘成交量创出一轮调整的“地量”后，有人会从技术角度得出底部已现的结论，因为地量=地价。而以我的经验和理论看，真正重大且可靠的底部都出现在“成交量在极度低迷状态下的底背离”之后（相对下跌趋势来说，成交量的判断更应以成交股数为主，因为等量的股票在更低的价位需要的资金量更小；当然，如果成交金额也出现底背离则更好）。这一观点我从1993年提出，经过18年验证，几乎涵盖了一切重大底部。

　　为什么这一判断标准比地量等于地价能更准确地把握重大底部？原因很简单，“地量等于地价”只是从一个层面——持股者层面考虑问题。而“成交量在极度低迷状态下的底背离”则考虑了两个层次：成交量的极度低迷意味着持股者的卖出意愿已经淡薄；底背离意味着买进的力量开始增大。这样的考虑更能代表市场的本质。因为从本质上说，任何一轮趋势都是持股者与持币者“合谋”的结果。只有当持股者只愿以更高价卖出、持币者也愿以更高价买进时，一个好的上涨趋势才会出现。而地量的出现只代表持股者的卖出意愿已低到了极点，股价上涨具备了部分的可能性和必要性。而另一部分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需由持币者来提供。

　　可能性与必要性，是我们判断大势、把握大局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，也是构成事物必然性的两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在这方面，列宁曾为我们提供过一个范例。当年他和党内同志争论俄国革命的时机是否成熟。针对大多数党内高层认为革命时机尚未成熟的观点，他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：革命时机成熟的标志是，“被统治者再也不愿按原来的方式生活下去了，统治者再也不能按原来的方式统治下去了”。前者回答的是革命的必要性，后者回答的是革命成功的可能性。既是必要的，又是可能的，才会等于必然的。这是当年在徽州读中学时，老师告诉我们的一个哲学思想。

　　这么多年来，我们专业投资机构、众多的专家之所以对大势与大局的把握屡屡出错，依我看，更大的原因不在他们的专业素养不高、专业知识不够，而在他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缺乏哲学高度，对何为必然性缺乏了解。

　　比如，从今年2月起，我们的专业机构几乎每个月都会猜一次本月或下月的CPI就是全年最高点，并以此作为判断大势和操作的依据。原因是他们都将CPI见顶与货币政策放松必然地联系在了一起。其实，先不论这一猜测的依据何在，是对是错，仅从必然性来说，即使CPI到顶，也无法保证货币政策放松。因为在货币政策放松问题上，有一个非常严密的逻辑链。这个逻辑链可简化为3个指标。

　　1.M2增幅稳定在15%以下。M2与社会对货币和信贷的需求密切相关，其增幅稳定在一个相对较低水平，标志着人们对银行信贷的需求大幅减少，即使放松，也不会大幅反弹；即使反弹，也有一定的容忍空间。因此，M2的增幅稳定在较低水平，为货币政策是否放松提供了一种可能性。

　　2.M1增幅下降到11%左右。M1包含流通中现金与活期存款，它的增幅与社会经济的活跃度密切相关。M1的增幅过低，标志着社会经济活力过低，有必要通过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为它注入活力。因此，M1的增幅是否足够低，为货币政策放松提供了一种必要性。

　　3.CPI连续一个季度以上呈趋势性下降。从紧的货币政策从来与抑通胀这一政策目标紧密相连，因此，这个指标可用来衡量有没有必要继续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。连续一个季度以上的下降，标志着通胀趋势正式结束，继续执行从紧货币的必要性消失，也为货币政策放松提供了可能性。

　　因此，只有当这3个条件同时满足时，央行才能根据具体情况来灵活决定，货币政策是否放松，货币政策放松的必然性才会具备。某些所谓有良知的知识分子，只会以一种悲天悯人的姿态，对政府决策说三道四、哗众取宠，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一个成熟理性的政府是如何决策的，他们极大低估了中国政府的思想和决策水平。

　　与此相同的一个问题是，在社会资金是否大规模流入股市上，也有一个必要性与可能性问题。这个问题可简化成一句古话：两利相权取其重，两害相权取其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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